在唐代诗歌的璀璨星河中,元稹如一颗兼具锋芒与温润的星辰。他的诗既有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的深情决绝,也有“田家衣食无厚薄”的民生关怀;他的人生既经历过朝堂的风刀霜剑,也沐浴过巴蜀的烟雨晴岚。两次入蜀的经历,尤其是在通州(今四川达州)的困顿岁月,不仅重塑了他的诗风,更让他与这片土地结下了跨越千年的羁绊。如今,当达州人在正月初九登上凤凰山,当戛云亭的风拂过新刻的诗碑,我们仍能听见这位诗人与巴蜀的对话——那是苦难中的坚守,是诗文中的慈悲,是民俗里的传承,亦是与知己的浪漫回响。
一、元稹生平:在宦海与诗坛间行走的孤臣
元稹(779—831)的一生,是中唐文人“达则兼济”与“穷则独善”的典型缩影。他出身北魏宗室鲜卑拓跋氏后裔,却自幼饱尝寒门之苦。八岁那年,父亲元宽病逝,母亲郑氏带着他与三个弟弟寄居于凤翔舅舅家。这位“贤而文”的母亲,用“亲授书传”的方式为子女开蒙,在“夜课于深室之内,昼课于素屏之前”的严苛教养中,元稹九岁便能“属文”,十五岁以明经科及第,成为唐代科举史上最年轻的及第者之一。
青年时期的元稹,怀揣着“致君尧舜”的理想踏入仕途。贞元十九年(803年),他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,授秘书省校书郎,二人自此结为终生挚友,“始相知于长安,携手于洛阳,唱和于江湖”。元和元年(806年),元稹应制举“才识兼茂、明于体用”科,以第一名的成绩授右拾遗,正式踏入朝堂。彼时的他,锋芒毕露,在《论教本书》《论谏职表》等奏疏中直言不讳,弹劾贪腐、指陈时弊,甚至当面指责宪宗“陛下往年励精求治,今则稍怠”,其刚烈性格可见一斑。
然而,直言敢谏的代价是频繁的贬谪。元和五年(810年),元稹因弹劾河南尹房式,遭权贵构陷,贬为江陵士曹参军;元和十年(815年),他因支持裴度讨伐淮西藩镇,被政敌以“结交宦官”为由弹劾,贬为通州司马;长庆二年(822年),他虽一度拜相,却因卷入党争,仅三个月便被罢相,外放同州刺史、越州刺史……半生的宦海浮沉,让他从“殿前直谏”的愤青,蜕变为“渐知世事皆虚幻”的智者,而这种蜕变,在巴蜀的烟雨中尤为显着。
在文学领域,元稹的成就与他的仕途一样跌宕而耀眼。他与白居易共同倡导“新乐府运动”,主张“文章合为时而着,歌诗合为事而作”,力求用诗歌反映民生疾苦。《田家词》中“六十年来兵簇簇,月月食粮车辘辘”,以农民的口吻控诉战乱之苦;《织妇词》里“东家头白双女儿,为解挑纹嫁不得”,揭露了宫廷苛政对民间的压榨。这些诗作语言通俗如话,却字字泣血,被誉为“诗史”。
而他的爱情诗与悼亡诗,则展现了铁骨之外的柔情。妻子韦丛去世后,他写下《遣悲怀三首》,“诚知此恨人人有,贫贱夫妻百事哀”一句,道尽患难夫妻的生死深情;《离思五首》中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”,更是以沧海巫山喻亡妻,成为中国爱情诗的巅峰之作。此外,他的传奇《莺莺传》以细腻笔触描绘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悲剧,为元代王实甫《西厢记》提供了蓝本,可见其文学创造力的多元。
这位集斗士、诗人、情人于一身的文人,注定要与巴山蜀水相遇。当他第一次踏上蜀道,当他在通州的茅屋里病中惊坐,当他在锦江畔与薛涛唱和,命运早已为他与这片土地写下了不解之缘。
二、初入东川:梓州的监察御史与诗酒风流
元和四年(809年)春,31岁的元稹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剑南东川(治所梓州,今四川三台),这是他与巴蜀的第一次相遇。此行的官方任务是查办前东川节度使严砺的贪腐案,而这场看似普通的公务,却成了他人生与诗风的重要转折点,更让他邂逅了与薛涛的一段诗坛佳话。
1. 蜀道上的风霜与诗行
从长安到梓州,元稹走的是“骆谷道”——这条穿越秦岭的古道,以险峻着称,“七盘九折,猿啼鸟怨”。他在《使东川》组诗中详细记录了这段旅程:行至骆谷时,恰逢春雨连绵,“栈云栏月愁忙杀,明日骑驴复西去”,道尽旅途的奔波;过青山驿时,见壁上前人题诗,“邮亭壁上数行字,崔李题名王白诗”,顿生“人生何处不相逢”的时空之叹;抵褒城时,正值花期,“花时同醉破春愁,醉折花枝作酒筹”,借赏花醉酒排遣羁旅的孤寂。
这些诗作不同于他早年的讽喻诗,少了锋芒,多了对自然与人生的细腻感悟。在《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馆,夜对桐花,寄乐天》中,他写道:“微月照桐花,月微花漠漠。怨澹不胜情,低回拂帘幕。叶新阴影细,露重枝条弱。夜久春恨多,风清暗香薄。”月光、桐花、夜风,在他笔下交织成一片朦胧的愁绪,这种“以景寓情”的笔法,正是蜀地烟雨对他诗风的最初浸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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