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唐代诗歌的璀璨星河中，元稹如一颗兼具锋芒与温润的星辰。他的诗既有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的深情决绝，也有“田家衣食无厚薄”的民生关怀；他的人生既经历过朝堂的风刀霜剑，也沐浴过巴蜀的烟雨晴岚。两次入蜀的经历，尤其是在通州（今四川达州）的困顿岁月，不仅重塑了他的诗风，更让他与这片土地结下了跨越千年的羁绊。如今，当达州人在正月初九登上凤凰山，当戛云亭的风拂过新刻的诗碑，我们仍能听见这位诗人与巴蜀的对话——那是苦难中的坚守，是诗文中的慈悲，是民俗里的传承，亦是与知己的浪漫回响。
一、元稹生平：在宦海与诗坛间行走的孤臣
元稹（779—831）的一生，是中唐文人“达则兼济”与“穷则独善”的典型缩影。他出身北魏宗室鲜卑拓跋氏后裔，却自幼饱尝寒门之苦。八岁那年，父亲元宽病逝，母亲郑氏带着他与三个弟弟寄居于凤翔舅舅家。这位“贤而文”的母亲，用“亲授书传”的方式为子女开蒙，在“夜课于深室之内，昼课于素屏之前”的严苛教养中，元稹九岁便能“属文”，十五岁以明经科及第，成为唐代科举史上最年轻的及第者之一。
青年时期的元稹，怀揣着“致君尧舜”的理想踏入仕途。贞元十九年（803年），他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，授秘书省校书郎，二人自此结为终生挚友，“始相知于长安，携手于洛阳，唱和于江湖”。元和元年（806年），元稹应制举“才识兼茂、明于体用”科，以第一名的成绩授右拾遗，正式踏入朝堂。彼时的他，锋芒毕露，在《论教本书》《论谏职表》等奏疏中直言不讳，弹劾贪腐、指陈时弊，甚至当面指责宪宗“陛下往年励精求治，今则稍怠”，其刚烈性格可见一斑。
然而，直言敢谏的代价是频繁的贬谪。元和五年（810年），元稹因弹劾河南尹房式，遭权贵构陷，贬为江陵士曹参军；元和十年（815年），他因支持裴度讨伐淮西藩镇，被政敌以“结交宦官”为由弹劾，贬为通州司马；长庆二年（822年），他虽一度拜相，却因卷入党争，仅三个月便被罢相，外放同州刺史、越州刺史……半生的宦海浮沉，让他从“殿前直谏”的愤青，蜕变为“渐知世事皆虚幻”的智者，而这种蜕变，在巴蜀的烟雨中尤为显着。
在文学领域，元稹的成就与他的仕途一样跌宕而耀眼。他与白居易共同倡导“新乐府运动”，主张“文章合为时而着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，力求用诗歌反映民生疾苦。《田家词》中“六十年来兵簇簇，月月食粮车辘辘”，以农民的口吻控诉战乱之苦；《织妇词》里“东家头白双女儿，为解挑纹嫁不得”，揭露了宫廷苛政对民间的压榨。这些诗作语言通俗如话，却字字泣血，被誉为“诗史”。
而他的爱情诗与悼亡诗，则展现了铁骨之外的柔情。妻子韦丛去世后，他写下《遣悲怀三首》，“诚知此恨人人有，贫贱夫妻百事哀”一句，道尽患难夫妻的生死深情；《离思五首》中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，更是以沧海巫山喻亡妻，成为中国爱情诗的巅峰之作。此外，他的传奇《莺莺传》以细腻笔触描绘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悲剧，为元代王实甫《西厢记》提供了蓝本，可见其文学创造力的多元。
这位集斗士、诗人、情人于一身的文人，注定要与巴山蜀水相遇。当他第一次踏上蜀道，当他在通州的茅屋里病中惊坐，当他在锦江畔与薛涛唱和，命运早已为他与这片土地写下了不解之缘。
二、初入东川：梓州的监察御史与诗酒风流
元和四年（809年）春，31岁的元稹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剑南东川（治所梓州，今四川三台），这是他与巴蜀的第一次相遇。此行的官方任务是查办前东川节度使严砺的贪腐案，而这场看似普通的公务，却成了他人生与诗风的重要转折点，更让他邂逅了与薛涛的一段诗坛佳话。
1. 蜀道上的风霜与诗行
从长安到梓州，元稹走的是“骆谷道”——这条穿越秦岭的古道，以险峻着称，“七盘九折，猿啼鸟怨”。他在《使东川》组诗中详细记录了这段旅程：行至骆谷时，恰逢春雨连绵，“栈云栏月愁忙杀，明日骑驴复西去”，道尽旅途的奔波；过青山驿时，见壁上前人题诗，“邮亭壁上数行字，崔李题名王白诗”，顿生“人生何处不相逢”的时空之叹；抵褒城时，正值花期，“花时同醉破春愁，醉折花枝作酒筹”，借赏花醉酒排遣羁旅的孤寂。
这些诗作不同于他早年的讽喻诗，少了锋芒，多了对自然与人生的细腻感悟。在《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馆，夜对桐花，寄乐天》中，他写道：“微月照桐花，月微花漠漠。怨澹不胜情，低回拂帘幕。叶新阴影细，露重枝条弱。夜久春恨多，风清暗香薄。”月光、桐花、夜风，在他笔下交织成一片朦胧的愁绪，这种“以景寓情”的笔法，正是蜀地烟雨对他诗风的最初浸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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